在中國,高考被稱為“天下第一考”,其規格之高,嚴厲之程度,使得很多人將其與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相提并論。但即便是懲罰措施再嚴厲,管控再嚴,無論是高考,還是科考,作弊與反作弊一直都是相伴相生同步并行的。
這本作弊書,長8.2厘米,寬7.3厘米,高1.5厘米,是名副其實的袖珍書。書為木刻,線裝,收錄《孟子》七卷。除了書口處有一個蟲蛀眼,其他無瑕疵,品相較好。書本印刷質量可謂上乘,原文與注解區別以不同字體,印制清晰,一目了然。從中可以窺知清代木刻印刷術已達到了很高的程度。賣家稱,這本書是他下鄉收貨時,在一個古鎮上,從一位老人手中購得的。老人說,他祖上出了很多讀書人,現在自己年紀大了,這些舊書恐怕也保管不了多久,于是就出手賣給了他。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中舉,光宗耀祖,改變命運,科舉考試也就具備了極大的誘惑力。科舉考試內容基本是儒家經義,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考試更是以“四書”文句為題,規定文章格式為八股文,解釋必須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準。這樣死板的形式,就給了那些不想死用功的讀書人鉆空作弊的空間。把四書五經的內容夾帶進考場,成了他們最想做的事,也使得袖珍作弊書有了廣闊的市場。
袖珍科考作弊書雖然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作為研究古代科考和印刷術的實物,無疑是有著特殊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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