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出版所表現出的強勁發展勢頭不容忽視
發布時間：2024-05-29 點擊：69
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方興未艾，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但在問題背后，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數字出版所表現出的強勁發展勢頭和巨大產業潛力不容忽視。
出版業數字化進程仍顯滯后
數字出版業目前最主要的問題還在于出版業本身。
首先，出版業內部的一些從業人員對數字出版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習慣于傳統的工作方式，對數字出版持觀望態度。
其次，傳統出版企業內部信息化程度普遍較低，與數字化技術的高速發展不相稱，其出版流程依然沒有告別紙和筆，大家習慣了在紙上看稿、改稿，一些現代化信息工具，如文字校對糾錯軟件、內容實時監管系統等，應用推廣較為困難。
再次，因缺乏數字技術的嫁接和資金的投入，許多出版企業多年積累的大量信息，未能得到及時開發和增值性的應用。從資金的角度來看，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一些出版社早已跨進了微利甚至虧本行列，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問題。如此的出版態勢下，難以進行技術更新和開發。而有些出版企業雖然在出版的某個流程實現了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但各個環節都是獨立的數字化系統，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數字化流程。
互聯互通模式尚未形成
數字化、互聯網的特點在于互聯互通，大容量、大規模，而目前我國的數字出版還處于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狀態：一個地區一個標準，一個單位一個制式，談不上互聯互通。比如，書店系統等建立的一些大型物流中心，由于標準不統一，上下沒有統一的接口，導致無法處理來自各方面的海量數據;又如，電子文本格式的不統一，相互間的不兼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電子出版物的發展。
另外，數字出版管理模式、版權保護、數字出版防偽等技術還不完善，這一方面使原作者、出版社的版權得不到保護，另一方面也妨礙技術提供商與作者或出版社之間形成共同的利益接口，這成為制約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一大瓶頸。眾多事實證明，圖書數字化以后，盜版變得很容易，復制件與原件一模一樣，而且復制幾乎沒有什么成本，這就使得網絡出版的版權控制非常困難。一些出版社不愿意讓自己出版社的圖書數字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對數字出版中盜版問題的恐懼。因此，數字出版領域的版權保護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出版社進入數字出版領域的障礙之一。對此，除了加大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外，也要在版權保護的技術方面加以突破和創新。
商業模式尚待摸索
在我國，數字出版雖然在產品內容與種類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作為一個產業，還未形成業界普遍認同的商業模式。具體來說，在產業鏈上游，數字廠商對數字出版期望過高，而傳統出版單位的態度卻比較漠然;在產業鏈的中游，幾家大的數字媒體提供商的數據整理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開發浪費較大;在產業鏈的下游，電子圖書、數字期刊等的營銷還主要依賴機構消費者，尚未完全形成市場化。
和傳統讀物不同，數字出版物必須通過顯示器才能進行閱讀，這一特點不符合人們自從紙張發明以來養成的閱讀習慣。目前，數字讀物雖已擺脫了個人電腦的束縛，平板電腦、電子書kindle、各種類型的手機等都可以成為數字出版物的載體，它們便于攜帶，但有一點不能改變：都需要借助屏幕顯示內容。據統計，在相同的閱讀時間里，顯示屏造成的視覺疲勞程度要高于紙張。因此，要改變消費者長期以來形成的閱讀習慣，適應新的閱讀方式需要一個過程。
成熟的數字消費市場還未形成，這也是制約數字出版高速發展的一大因素。如何提高圖書的在線增值服務，從而讓讀者樂意付費，成為出版社目前面臨的一大難題。
數字出版發展勢頭不容忽視
盡管困難重重，但經過多年的發展，數字出版所表現出的強勁的發展勢頭和巨大的產業潛力已經有目共睹，數字化轉型勢在必行。
對于傳統出版企業向數字化轉型，首先，要考慮投入、產出的比例。開展數字出版應理性決策，在投入之前計算出一個可以承受的投入產出比。其次，要讓數字化為出版社的戰略目標服務。數字出版是手段而不是目標，應該先明確企業的戰略目標，讓數字出版成為實現目標的一種手段。在具體的技術應用上，應針對企業的需求進行技術選擇，要克服“最大就是最好、最貴就是最好”的盲目心理。根據出版單位的規模、應用范圍等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技術，同時可通過一些技術指標來分析技術提供商提供的產品性價比是否合適、技術是否實用。對于技術提供商的選擇，與其看技術提供商的產品不如看他的服務，包括其技術團隊是否穩定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數字出版需要傳統出版企業、數字技術公司等各方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形成新的贏利模式。因此，積極進行體制和機制改革，與新的合作方建立新穎的合作關系，重塑角色定位，對于傳統出版單位來講，尤其顯得迫切和重要。
現階段，傳統出版企業和數字技術公司在合作方式上，大多還停留在委托數字加工和委托數字分銷的初始階段。為此，我們深切地呼喚傳統出版企業與數字技術公司進行深層次的合作，積極探索新的業務模式，共同開展數字出版業務。
剛剛面臨企業化轉型，又迎來了數字化之變，對于過慣了“幸福生活”的傳統出版業來說，這些變化來得太猛烈，但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不管是被動出擊還是主動應戰，走數字化出版之路都是未來出版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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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版業內部的一些從業人員對數字出版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習慣于傳統的工作方式，對數字出版持觀望態度。
其次，傳統出版企業內部信息化程度普遍較低，與數字化技術的高速發展不相稱，其出版流程依然沒有告別紙和筆，大家習慣了在紙上看稿、改稿，一些現代化信息工具，如文字校對糾錯軟件、內容實時監管系統等，應用推廣較為困難。
再次，因缺乏數字技術的嫁接和資金的投入，許多出版企業多年積累的大量信息，未能得到及時開發和增值性的應用。從資金的角度來看，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一些出版社早已跨進了微利甚至虧本行列，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問題。如此的出版態勢下，難以進行技術更新和開發。而有些出版企業雖然在出版的某個流程實現了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但各個環節都是獨立的數字化系統，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數字化流程。
互聯互通模式尚未形成
數字化、互聯網的特點在于互聯互通，大容量、大規模，而目前我國的數字出版還處于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狀態：一個地區一個標準，一個單位一個制式，談不上互聯互通。比如，書店系統等建立的一些大型物流中心，由于標準不統一，上下沒有統一的接口，導致無法處理來自各方面的海量數據;又如，電子文本格式的不統一，相互間的不兼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電子出版物的發展。
另外，數字出版管理模式、版權保護、數字出版防偽等技術還不完善，這一方面使原作者、出版社的版權得不到保護，另一方面也妨礙技術提供商與作者或出版社之間形成共同的利益接口，這成為制約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一大瓶頸。眾多事實證明，圖書數字化以后，盜版變得很容易，復制件與原件一模一樣，而且復制幾乎沒有什么成本，這就使得網絡出版的版權控制非常困難。一些出版社不愿意讓自己出版社的圖書數字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對數字出版中盜版問題的恐懼。因此，數字出版領域的版權保護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出版社進入數字出版領域的障礙之一。對此，除了加大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外，也要在版權保護的技術方面加以突破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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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數字出版雖然在產品內容與種類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作為一個產業，還未形成業界普遍認同的商業模式。具體來說，在產業鏈上游，數字廠商對數字出版期望過高，而傳統出版單位的態度卻比較漠然;在產業鏈的中游，幾家大的數字媒體提供商的數據整理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開發浪費較大;在產業鏈的下游，電子圖書、數字期刊等的營銷還主要依賴機構消費者，尚未完全形成市場化。
和傳統讀物不同，數字出版物必須通過顯示器才能進行閱讀，這一特點不符合人們自從紙張發明以來養成的閱讀習慣。目前，數字讀物雖已擺脫了個人電腦的束縛，平板電腦、電子書kindle、各種類型的手機等都可以成為數字出版物的載體，它們便于攜帶，但有一點不能改變：都需要借助屏幕顯示內容。據統計，在相同的閱讀時間里，顯示屏造成的視覺疲勞程度要高于紙張。因此，要改變消費者長期以來形成的閱讀習慣，適應新的閱讀方式需要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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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困難重重，但經過多年的發展，數字出版所表現出的強勁的發展勢頭和巨大的產業潛力已經有目共睹，數字化轉型勢在必行。
對于傳統出版企業向數字化轉型，首先，要考慮投入、產出的比例。開展數字出版應理性決策，在投入之前計算出一個可以承受的投入產出比。其次，要讓數字化為出版社的戰略目標服務。數字出版是手段而不是目標，應該先明確企業的戰略目標，讓數字出版成為實現目標的一種手段。在具體的技術應用上，應針對企業的需求進行技術選擇，要克服“最大就是最好、最貴就是最好”的盲目心理。根據出版單位的規模、應用范圍等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技術，同時可通過一些技術指標來分析技術提供商提供的產品性價比是否合適、技術是否實用。對于技術提供商的選擇，與其看技術提供商的產品不如看他的服務，包括其技術團隊是否穩定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數字出版需要傳統出版企業、數字技術公司等各方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形成新的贏利模式。因此，積極進行體制和機制改革，與新的合作方建立新穎的合作關系，重塑角色定位，對于傳統出版單位來講，尤其顯得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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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面臨企業化轉型，又迎來了數字化之變，對于過慣了“幸福生活”的傳統出版業來說，這些變化來得太猛烈，但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不管是被動出擊還是主動應戰，走數字化出版之路都是未來出版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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