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堅守印刷機旁，傳遞黨的光亮
發布時間：2024-06-19 點擊：79
新昌路近鳳陽路的石庫門里弄“祥康里”，地處市中心黃金地段，數棟老屋鬧中取靜，其中的新昌路99號，是上海唯一完好保存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舊址，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這里如今是一棟普通民居，臨街的前門找不到99號門牌，一家手機維修店橫跨97號至101號。穿過祥康里門廊繞到新昌路99號后門，有“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的兩塊銘牌，默默訴說著80多年前我黨地下工作者的傳奇故事。
上世紀30年代初，“新昌路”還叫“梅白克路”，坐擁鬧市喧囂與繁華。祥康里遠沒有它的名字這般“祥和安康”，那時的上海籠罩著白色恐怖，黨的地下工作者周旋于敵特林立的險境。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科研處處長年士萍介紹，在黨的秘密機關中，印刷廠最難隱蔽，搬遷次數也最多。因為機器一開動，就會發出較大聲響，容易暴露。遇到敵人搜查時，笨重機器和大量印刷品也很難隱藏。
以錢之光為代表的地下工作者，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承印了許多黨的文件和刊物，為沉寂難耐的子夜，帶來一線光亮。
搬家，印刷廠門口越吵越好
1931年端午節前后，秘密印刷廠搬到了緊靠南京路的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號）。前一站是齊物浦路元興里（今周家嘴路146-148號），兩幢緊挨著的兩層樓，分別開印刷廠和綢布莊。“印刷廠由毛澤民領導，實際負責人是錢之光。”年士萍說。
錢之光曾撰文回憶，元興里附近工廠環境吵鬧，適合辦印刷廠，機器轟鳴能掩蓋印刷機的聲音。這處理想廠址本有希望長期維持，可是剛開張幾個月，就遭遇重大變故——1931年4月，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迫使中央立即采取多項隱蔽轉移措施。
留在上海的錢之光很快便看中梅白克路一幢店面房。附近有電影院、跑馬廳；周邊馬路弄堂四通八達，進退方便；不遠處，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正在建設施工，機器聲、打夯聲、號子聲連成一片，為印刷廠提供了絕佳掩護。
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印刷廠搬家涉及較多設備和印刷品，很不容易，地下工作者們動足腦筋。“先把機器設備搬到轉運站，有時要轉停多次，才能到達目的地。印刷機需拆散裝箱，外面用草繩纏好，怕搬運時碰壞了機器。在木箱上再寫上‘某某商號收’的字，用板車等運送，并派同志隨車搬運。”錢之光在《油墨飄香——黨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廠》一文中提到，搬遷排字房時，鉛字裝在木箱和藤箱里，木箱不能太大，否則抬不動，藤箱里還放了刨花和衣物作偽裝，“提在手上，像是旅行回家的樣子”。
偽裝，雜貨店老板兼二房東
每個地下工作者都是機敏的“偽裝者”。需要偽裝的，不只是藤箱，還有眾多生活細節。
元興里的印刷廠以住家形式掩護，房間陳設是普通人家模樣。進門后，依次穿過小天井和客堂，就到了擺放印刷機的后堂。錢之光在回憶錄中說，起初只有一臺四開的腳踏印刷機。盡管條件簡陋，大家仍克服困難，為黨印制了不少文件和報刊。
錢之光住在綢布莊，掩護隔壁的印刷廠。印刷所需紙張都偽裝成綢緞布匹運進布莊，再送進印刷廠，印好后經過偽裝，再從布莊運出去。綢布莊和印刷間互通電鈴，緊急時按開關，印刷就能及時停止。
搬到梅白克路后，錢之光搖身一變，成了煙紙雜貨店“老板”。一樓賣雜貨，鋪面緊靠大街；二樓作宿舍；三樓用來排字、印刷和裝訂。屋外本有一道鐵桿門，里面有一道木板門，錢之光搬入后，又加了一道鐵柵欄。三道門如同三保險，把印刷廠隱蔽得嚴嚴實實。“夜里關上三道門，在木門上開個小窗。有人敲門，開窗探視，若形跡可疑，就采取措施對付。”
“老板”的另一重身份是“二房東”。三層樓以錢之光的名義租下，又出租部分給別人。“印刷廠如果出了事，有緩沖余地。我這個‘二房東’表面上與他們沒關系，可以多掩護幾個同志，減少損失。”
輾轉，傳播先進思想不停歇
年士萍介紹，1932年夏天，在梅白克路印刷廠附近出現幾個可疑分子，中央決定暫停印刷。錢之光立刻關了店門，疏散人員，繼續尋找“新家”。接下來不到一年，他又連搬三次家。
先去了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386號，停留時間最短。印刷機試運行時，隔音較差，屋外能聽到很大震動聲，錢之光立刻放棄，搬去武定路181弄一處洋房。環境符合要求，組織新調來幾個同志，結果一名新人常擅自行動，違反紀律，印刷廠無奈再搬。這也是錢之光負責印刷工作期間的最后一次搬家，來到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張家宅路73弄48號。
當時臨近1933年春節，許多家庭過年都放鞭炮，秘密印刷廠趁機加印了不少黨的報刊文件。可沒過多久，錢之光發現鄰居是地下黨轉運站里見過的熟人，推想隔壁可能也是黨的機關。兩個秘密機關相鄰而住，顯然不恰當，印刷工作再次暫停。
1933年春夏之交，錢之光考慮到自己在上海多年，熟人較多，不便繼續從事秘密工作，請求去蘇區，獲得了組織同意。他在蘇區轉而從事經濟工作，繼續為黨做貢獻。錢之光是我黨眾多地下工作者的縮影，為黨的印刷事業四處奔走，不辭辛勞，積極傳播先進思想。
堅守，摩登封面下為黨發聲
中央秘密印刷廠在梅白克路堅守一年多，其間相繼發生“九一八”事變和淞滬抗戰，印刷任務逐漸加重，規模和人員也相應擴大。共有十來人參與澆鑄、印模、排字、裝訂、包裝等工作，還新買了兩臺電動機，利用屋內電燈線路，將印刷機由腳踏改裝成半自動，減輕勞動強度，提高工作效率。
錢之光回憶，梅白克路秘密印刷廠印過《紅旗周報》《黨的建設》《實話》《布爾什維克》等黨的機關刊物和一系列文件。
為蒙蔽敵人，《黨的建設》封面都有偽裝。錢之光就設計過一個美女像封面，醒目處是四個藝術字“摩登周報”，封底登過菊花牌襪子等廣告。“不是印刷廠業務，而是從別的刊物搬來偽裝我們刊物的。”
《紅旗周報》常用其他刊物的封面和封底偽裝，且頻繁更換。這期封面是《實業周報》，下一期可能就是《光明之路周報》，還用過《潮》《鐘晨》等刊物封面。
蘇區來的文件和文章，也是“常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都在這些報刊上刊登過指示和訓令。
惡劣環境下，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堅持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主張，“在打擊敵人、教育人民、號召群眾起來斗爭、指導各級組織戰斗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錢之光如此評價。
專家點評：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是1931年初由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毛澤民籌建的，負責人錢之光以煙紙店老板身份作掩護開展秘密印刷工作。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克服重重困難，印刷了黨的許多文件、報刊和各種宣傳材料，把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和主張，通過秘密印刷物及時傳向各地，承擔了中共中央交辦的傳播革命理論、傳遞革命信息、播撒革命火種的重要使命。
湖南包裝印刷老板幫扶殘疾群體就業近1500人
大幅面印刷市場的技術轉換仍需時日
黑版的制作與應用
方正桀鷹P5000高速寬幅彩色噴墨數字印刷系統評測
油墨夏季效應對白度影響
淺談預涂技術的發展和應用
山東現首個二維碼門牌，一鍵報警自動定位
分析印刷油墨的配色問題
上世紀30年代初，“新昌路”還叫“梅白克路”，坐擁鬧市喧囂與繁華。祥康里遠沒有它的名字這般“祥和安康”，那時的上海籠罩著白色恐怖，黨的地下工作者周旋于敵特林立的險境。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科研處處長年士萍介紹，在黨的秘密機關中，印刷廠最難隱蔽，搬遷次數也最多。因為機器一開動，就會發出較大聲響，容易暴露。遇到敵人搜查時，笨重機器和大量印刷品也很難隱藏。
以錢之光為代表的地下工作者，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承印了許多黨的文件和刊物，為沉寂難耐的子夜，帶來一線光亮。
搬家，印刷廠門口越吵越好
1931年端午節前后，秘密印刷廠搬到了緊靠南京路的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號）。前一站是齊物浦路元興里（今周家嘴路146-148號），兩幢緊挨著的兩層樓，分別開印刷廠和綢布莊。“印刷廠由毛澤民領導，實際負責人是錢之光。”年士萍說。
錢之光曾撰文回憶，元興里附近工廠環境吵鬧，適合辦印刷廠，機器轟鳴能掩蓋印刷機的聲音。這處理想廠址本有希望長期維持，可是剛開張幾個月，就遭遇重大變故——1931年4月，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迫使中央立即采取多項隱蔽轉移措施。
留在上海的錢之光很快便看中梅白克路一幢店面房。附近有電影院、跑馬廳；周邊馬路弄堂四通八達，進退方便；不遠處，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正在建設施工，機器聲、打夯聲、號子聲連成一片，為印刷廠提供了絕佳掩護。
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印刷廠搬家涉及較多設備和印刷品，很不容易，地下工作者們動足腦筋。“先把機器設備搬到轉運站，有時要轉停多次，才能到達目的地。印刷機需拆散裝箱，外面用草繩纏好，怕搬運時碰壞了機器。在木箱上再寫上‘某某商號收’的字，用板車等運送，并派同志隨車搬運。”錢之光在《油墨飄香——黨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廠》一文中提到，搬遷排字房時，鉛字裝在木箱和藤箱里，木箱不能太大，否則抬不動，藤箱里還放了刨花和衣物作偽裝，“提在手上，像是旅行回家的樣子”。
偽裝，雜貨店老板兼二房東
每個地下工作者都是機敏的“偽裝者”。需要偽裝的，不只是藤箱，還有眾多生活細節。
元興里的印刷廠以住家形式掩護，房間陳設是普通人家模樣。進門后，依次穿過小天井和客堂，就到了擺放印刷機的后堂。錢之光在回憶錄中說，起初只有一臺四開的腳踏印刷機。盡管條件簡陋，大家仍克服困難，為黨印制了不少文件和報刊。
錢之光住在綢布莊，掩護隔壁的印刷廠。印刷所需紙張都偽裝成綢緞布匹運進布莊，再送進印刷廠，印好后經過偽裝，再從布莊運出去。綢布莊和印刷間互通電鈴，緊急時按開關，印刷就能及時停止。
搬到梅白克路后，錢之光搖身一變，成了煙紙雜貨店“老板”。一樓賣雜貨，鋪面緊靠大街；二樓作宿舍；三樓用來排字、印刷和裝訂。屋外本有一道鐵桿門，里面有一道木板門，錢之光搬入后，又加了一道鐵柵欄。三道門如同三保險，把印刷廠隱蔽得嚴嚴實實。“夜里關上三道門，在木門上開個小窗。有人敲門，開窗探視，若形跡可疑，就采取措施對付。”
“老板”的另一重身份是“二房東”。三層樓以錢之光的名義租下，又出租部分給別人。“印刷廠如果出了事，有緩沖余地。我這個‘二房東’表面上與他們沒關系，可以多掩護幾個同志，減少損失。”
輾轉，傳播先進思想不停歇
年士萍介紹，1932年夏天，在梅白克路印刷廠附近出現幾個可疑分子，中央決定暫停印刷。錢之光立刻關了店門，疏散人員，繼續尋找“新家”。接下來不到一年，他又連搬三次家。
先去了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386號，停留時間最短。印刷機試運行時，隔音較差，屋外能聽到很大震動聲，錢之光立刻放棄，搬去武定路181弄一處洋房。環境符合要求，組織新調來幾個同志，結果一名新人常擅自行動，違反紀律，印刷廠無奈再搬。這也是錢之光負責印刷工作期間的最后一次搬家，來到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張家宅路73弄48號。
當時臨近1933年春節，許多家庭過年都放鞭炮，秘密印刷廠趁機加印了不少黨的報刊文件。可沒過多久，錢之光發現鄰居是地下黨轉運站里見過的熟人，推想隔壁可能也是黨的機關。兩個秘密機關相鄰而住，顯然不恰當，印刷工作再次暫停。
1933年春夏之交，錢之光考慮到自己在上海多年，熟人較多，不便繼續從事秘密工作，請求去蘇區，獲得了組織同意。他在蘇區轉而從事經濟工作，繼續為黨做貢獻。錢之光是我黨眾多地下工作者的縮影，為黨的印刷事業四處奔走，不辭辛勞，積極傳播先進思想。
堅守，摩登封面下為黨發聲
中央秘密印刷廠在梅白克路堅守一年多，其間相繼發生“九一八”事變和淞滬抗戰，印刷任務逐漸加重，規模和人員也相應擴大。共有十來人參與澆鑄、印模、排字、裝訂、包裝等工作，還新買了兩臺電動機，利用屋內電燈線路，將印刷機由腳踏改裝成半自動，減輕勞動強度，提高工作效率。
錢之光回憶，梅白克路秘密印刷廠印過《紅旗周報》《黨的建設》《實話》《布爾什維克》等黨的機關刊物和一系列文件。
為蒙蔽敵人，《黨的建設》封面都有偽裝。錢之光就設計過一個美女像封面，醒目處是四個藝術字“摩登周報”，封底登過菊花牌襪子等廣告。“不是印刷廠業務，而是從別的刊物搬來偽裝我們刊物的。”
《紅旗周報》常用其他刊物的封面和封底偽裝，且頻繁更換。這期封面是《實業周報》，下一期可能就是《光明之路周報》，還用過《潮》《鐘晨》等刊物封面。
蘇區來的文件和文章，也是“常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都在這些報刊上刊登過指示和訓令。
惡劣環境下，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堅持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主張，“在打擊敵人、教育人民、號召群眾起來斗爭、指導各級組織戰斗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錢之光如此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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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是1931年初由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毛澤民籌建的，負責人錢之光以煙紙店老板身份作掩護開展秘密印刷工作。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克服重重困難，印刷了黨的許多文件、報刊和各種宣傳材料，把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和主張，通過秘密印刷物及時傳向各地，承擔了中共中央交辦的傳播革命理論、傳遞革命信息、播撒革命火種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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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預涂技術的發展和應用
山東現首個二維碼門牌，一鍵報警自動定位
分析印刷油墨的配色問題